客座評論：拜登對華政策的輪廓正在成形
2020年12月10日
（德國之聲中文網）北京最近頻向拜登新政府遞上橄欖枝。前副外長傅螢、駐美大使崔天凱、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以及外長王毅先後對美喊話，提出中美應開啟各層級對話，任何問題都可拿到桌面上來談。北京的行動是要給拜登新政府一個至少不壞的印象，它擔憂在川普重置美中關係後，拜登上台後也走不出川普设下的障礙。華盛頓眼下在加緊出台打壓中國的措施，將兩國關係繼續向深淵推進。
從習近平遲來的恭賀拜登當選，到中國外交系統這些官員的喊話，拜登本人及其團隊未有任何回應。這在相當程度上顯示中美關係即使在拜登時期至少在初期也好不到哪兒。其實這也契合外界和中方的預期。中國官方學者已經警告北京，不要對拜登有任何格外的改善關係的過高期待。
儘管拜登和他的國安團隊在選勝後沒有對美中關係發表系統的看法，但從拜登及其幕僚在大選期間談到中國挑戰以及本月初拜登接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的專訪提到有關對華政策來看，大致可以勾勒出拜登上台後可能會有的對華政策輪廓。
拜登在紐時專訪中談到對華政策時稱，自己就任後不會立即取消川普对中國部分輸美產品徵收的25%關稅，也不會撤銷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自己的目標是採取能促使中國改變在盜竊智慧財產權、傾銷产品、非法補貼企業，以及強制技術轉讓等行為上的貿易政策。他還表示，與中國打交道，最重要的就是"制衡"，而過去川普没有做到這一點。對於什麼是制衡，拜登除了強調美國兩黨要在政府主導的對美研發、基礎設施和教育的大規模投資，以更好地與中國競爭達成共識外，沒有進行闡述，但普遍認為，包括拜登和他的團隊之前也說過，要加強和民主國家盟友的政策聯繫和協調，共同對付中國，包括在經貿問題上的協商。
弗裡德曼將拜登的對華政策概括為"謹慎制衡"。通俗地講，就是在能夠合作的地方合作，在必須競爭的地方競爭，具體而言，又可分成這樣幾個層面：在意識形態和軍事領域的對立與對抗，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競爭與限制，在氣候變化、傳染病防治、核擴散和人文交流上的有限合作。這大概會是拜登新政府未來4年處理對華關係的思路和輪廓。這個"遏制/競爭+合作"的對華政策，同川普政府對華政策的最大區別，是後者沒有合作，只有遏制與圍堵，但是它也不同於川普之前美國歷屆政府奉行的對華"接觸+遏制"政策，該政策是接觸為主，遏制為輔，而拜登的對華政策將是競爭/遏制為主，合作為輔。
之所以要將拜登的對華政策細分成三個層面，是因為這樣才能看清兩國關係對立的本質和在拜登新政府下，兩國關係能夠改善的最大程度或者達到的邊界。
毫無疑問，美中關係的對立和對抗，首先並且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地緣政治上。美國曾認為通過兩國經濟和其他方面的融合以及將中國納入全球化，能夠緩慢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使中國向一個自由民主國家轉型，但40年的接觸政策沒有達到該效果，中共變得更專制，既然事實證明通過接觸不能改變那就只能通過對立對抗，用遏制圍堵的方式來改變中共和中國。這現在是華盛頓的想法。
美中的對立和對抗也表現在地緣政治和戰略上。如果中國的崛起沒有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利益和霸主地位，只有政治制度的對立，或許華盛頓也會打壓中國，但不會有如今這種程度。而地緣政治上的對抗，更多是通過軍事手段實現的。看待兩國關係，必須有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的雙重視角，即自由民主/共產極權、老大/老二的對抗，任何單一的視角，都不完全，遮蔽事情的本質。
美中政治體制和地緣戰略的的對立與衝突，除直接體現為政治外交和軍事上的較量，現階段更主要是通過經濟競爭和科技圍堵實現的。中美過去40年的最大變化，就是經濟、科技和產業鏈的深度融合，成為了某種意義上的事實共同體。按照中國的說法，經貿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這個壓艙石一旦動搖了，中美這條大船就會傾覆。華盛頓正是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要來個釜底抽薪。但鑑於兩國經濟結合得太緊密，要做到經濟完全脫鉤，既不現實對美國損害同樣巨大，所以退而求其次，先部分脫鉤，把重點放在科技上。因為未來的國家競爭，實是科技尤其8高科技的競爭，而中國在這方面，包括科技的產業化正在迅速趕上，威脅美國國家利益和安全，此乃華盛頓著力打壓華為以及其他中國科技企業的原因。
從拜登前述紐時專訪來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華盛頓除了會延續川普政府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提高美國自身的經濟和科技競爭力。之前拜登的幕僚，包括新任國務卿布林肯都表達過同樣的意思。通過加大美國在基礎產業和科技的投資，提高美國經濟的競爭力，來超越中國，而不是像川普政府一味施以極限打壓，所以，未來美國在經濟和科技上將是通過競爭的方式來遏制中國。
拜登和他的團隊也多次表達過新政府會恢復川普退出的國際組織，如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人權組織、伊核協定等。這一方面是要發揮美國的國際領導力，平衡中國的影響，如果美國退群，重回孤立主義，就不可能繼續在國際上發揮領導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在這些全球性問題上贏得盟友信任，以換得盟友在遏制中國時的配合。拜登新政府如果只是在政治軍事外交方面加強和盟友協調，而在這些關乎全人類利益也是它的大多數盟友在乎的問題上繼續不承擔責任，其盟友可能對它還是不很信任，不能很好團結它們應對中國挑戰。當然，美國重新加入這些國際組織也有在全球層面同中國進行一定程度合作的意圖。兩國要在氣候、傳染病防治和核擴散等問題進行有限合作，除雙邊外，從目前的政治氣候看，在全球層面可能更合適。
要合作就要有對話，競爭和遏制是不可能有對話的。美中原來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人文領域以及官方民間有許多對話渠道和機制，但在過去四年它們基本停擺。拜登可能會恢復部分對話渠道，北京對此已釋放了積極訊號。
雖然拜登的對華政策預期性會提高，也不像川普一樣沒有分寸感，從這點看，有利於改善美中關係，但是，拜登比川普受到的國內約束更大。這次美國大選，作為總統的川普输了，可作為"保守主義"者的川普赢了，7300萬選票，共和黨的"川普化"，都是拜登對華政策的制約因素。在優先決國內問題，彌合美國社會的分裂以及兩黨和民眾趨於對華強硬的背景下，拜登改善對華關係的空間不大，每走一步都要小心謹慎，不被對手抓著把柄，所以，抗中仍然會是拜登政府的"主旋律"，兩國政治和軍事的對立仍然十分尖銳，經濟和科技的競爭和限制會繼續強化，其他方面的有限合作隨時會因為某個環節處理不好或者對方的某個不當反應而陷入停頓。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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