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座评论：北京整治教培行业的深层政治用意

（德国之声中文网）看架势，中国政府要把教培行业的资本赶尽杀绝。很多人不解中国政府为何此时对教培行业如此行事？因为在外资和本土民间资本逃离中国的情况下，政府的此一措施只会加速它们撤离中国，这对北京似乎并不有利。

看待中国政府对教培行业的整顿，不能只从资本或为学生减负的角度，须站在北京的立场，看它想达到或实现何种目的，才不会感到意外。如此大张旗鼓的动作，背后必有不便公开言说的意图。

一些论者认为中国政府此举有两目的，一是旨在显著减轻学生的课外负担以及家庭的经济负担，二是有助于部分缓解目前过低的人口出生率。中国负责执行当局“双减意见”的教育部负责人在该意见发布后的答记者问则把这次整顿指向三点，（1）校外培训机构规模总量庞大，恐扰乱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2）违法违规情况突出，严重损害群众合法权益；（3）被资本裹挟状况严重，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然而，无论是观察家们的看法还是教育部的说法，都只道出了部分事实。

教培行业已成中国的巨大产业，虚火旺盛。根据相关咨询机构估计，2021年，中国教育科技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超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语言培训是课外辅导中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3.775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6191亿元。另据新东方教育的上市招股书，全国K12课外辅导学生总人数已从2015年的2.026亿增加至2019年的3.253亿。在需求激增下，教育科技行业正在成为中国新消费崛起过程中的“摇钱树”。有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就有多达100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涌入该行业，催生了数百家初创企业、应用程序和教育科技平台，提供从K12辅导到小学数学、语言技能和音乐的教育服务。

可这也对许多家庭产生了高昂的成本压力和经济负担，因为家长都不想让自己的子女输在所谓起跑线上，从而不惜超越自身的经济实力也要把钱花在子女教育上。过多资本进入教培行业，并非有志于教育，而是冲着这棵“摇钱树”去的。资本这种追求短期利润的心态必然会与教育作为天然的长期主义的事业产生冲突，教育是需要长期的耕作才有回报的，而资本没有这个耐心。大量资本入场，无疑会扰乱整个行业的生态，从而带来合同纠纷、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缺乏资质等乱象和问题

教育内卷愈演愈烈 

中国政府对校外培训机构下重手整治，表面理由是要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和家庭的经济负担，但实际目的是通过这种整治尽可能缩小因教育的公平问题而对普通大众特别是中产阶级产生的教育“内卷”现象。以高考为指挥棒的中国教育表面上维系公平的形式，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实际蕴含着巨大的不公平，主要表现在地区、城乡和阶层的差异。不同地区之间高考分数和录取人数标准不一；优质公立学校绝大多数位于城市，乡村没有好学校和好老师；在正常的上学之外，经济殷实家庭还为子女购买大量的课外辅导，学习各种技艺，有钱人也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名校，而普通家庭的子女能够上一般的辅导班就不错了，上述现象最近十多年来有愈演愈烈趋势。

基础教育的公平鸿沟让学生甚至提前到幼儿园就开始激烈竞争，各阶层尤其中产阶级把大量资源投资于子女教育，不仅对改善生活品质的其他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教育的不公平本身长期累积也会使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向心力下降。北京当然明白这点，而且现在又遭受外部环境严酷和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双重压力。中国前段时间公布了七五普人口数据，警示人口危机已经到来，即使放开三孩，愿意生育的育龄妇女也大大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养育孩子的成本过高，而在这个成本中，住房和教育是主要的两块，尤其教育，花费一般家庭收入的大部还不一定能够见效，这会使得年轻父母对生育三孩望而却步。打消他们的生育顾虑，就要降低育儿成本。为此，中国政府在《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专门提出，将学生参加课外培训频次、费用等情况纳入教育督导体系，平衡家庭和学校教育负担，严格规范校外培训。最近对学区房的打压也是出于同一施政逻辑。

除了减轻学业和学费负担，解决中产阶级因教育产生的内卷以及促进人口出生率外，中国政府此次整顿亦有切断资本通过进入校外培训而挟持中国教育以及培养什么样的人，从而达到重塑教育的目标的另一意图。

教育为什么人服务

教育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培养什么样的学生，是德智体美均衡发展，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还是一架考试机器，被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所俘获，从来是中国政府在意的问题，尤其在目前中美对抗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个教育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变得更突出和迫切。一般来说，从幼儿园到初中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可塑性非常强，而从青少年的成长规律看，他们应该接受的是快乐教育，有健康的心理，兴趣爱好得到开发。可现实远不是这样，学生被沉重的课业压迫着，大量时间消耗在各种做题和考试，家长想尽办法让子女在激烈的竞争里胜出。这从中国的学生近视率高居全球可见一斑。这样培养出的学生严格来说不符合中国政府设定的接班人标准，因为他们作为考试和应试机器，缺乏使国家成为全球最强大国最需要的基本的创造力。

然而，学生埋首在课业负担里，问题不是出在学校的正规上学时间，而是校外的各种补习和培训班。现在教育当局对义务阶段的教学和学生作业有明确规定，尽量减少他们的负担，老师不能布置过多的作业让学生回家去做。可教育当局的“减负”架不住家长为子女“增负”的焦虑心态。你不让自己的孩子做过多课外作业，但人家的孩子参加各种课外辅导，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就比自己的孩子好，能够上重点高中，考好的大学。在这种竞争心理压力的支配下，学校虽然为学生“减负”，家长却又不断为子女“增负”，各种校外辅导班、补习班应运而生，各路资本进入教培行业推波助澜，应试教育的战场和学生成绩的好坏从原来的学校转移到校外培训机构，学生被夺去了青少年本应享有的快乐时光。

在各种校外培训中，语言培训特别是英语培训又格外火爆因而经久不息。在中国的城市尤其大城市，各种针对青少年甚至学龄前儿童的英语培训广告随时都能碰见。不少青少年参加校外英语培训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将来有送他们出去留学的打算。但即使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父母也不想自己的孩子在英语学习上落后，这当然有高考英语的压力，可是被这种培训潮流裹挟的父母也不在少数。

校外英语培训各机构无一例外都采用美英的教材和教程，老师也多来自美英到中国淘金的。这些教材、教程和老师传递的是美英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中国青少年长期接受美英文化和价值观的熏陶，以前也许不是一个突出问题，但现在外部环境不好，自让北京担忧，特别是这个社会所谓的精英群体，包括企业家和高管、政府中高级官员、高收入专业人士、海归菁英的子女，他们比一般家庭的子女更多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甚至是系统性地接受西方的教育，那么，在他们长大后如何保证对中国的归属、认可和忠诚，不威胁到中共统治？

切断教育与外资的联系

中国的校外培训机构，也渐有被几大教育公司垄断的趋势，例如新东方。而这些教育培训公司都在海外特别美国上市，它们的大股东都有外资背景，有很多是境外资本，说外资已经深度介入中国的教培市场，并不过分。这些离岸资本游离于中国政府的监管之外。北京不可能长期容忍这种情况的存在，尤其在目前，不能让教培行业过度资本化，需要切断教育与金融特别是外资之间的联系，否则，它就无法实现重塑教育的目标，而从融资这个源头限制外资进入教培行业，对北京来说，反正牺牲的是外资。

因此，我们必须从政治的高度去理解北京的整治行动，这不单纯是个校外培训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切都政治化，以确保中国在接下来的中美的长期竞争和对抗中，按照北京的意图胜出。这应该是北京的深层政治用意。从短期看，中国政府的整顿举措也许能达效果，但中长期就未必。因为教育是一种高度私人化的事情，尤其考虑中国有重教的传统。

学生课业负担的沉重根本上是基础教育的公平缺失。中国政府打击私立教培机构的同时，如果公立学校不能提供公平均衡的教育以弥补这块损失，市场迟早会以各种变通的方式规避监管，不排除未来会大规模卷土再来。而鉴于中国教育资源在城乡的不同分配、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的差距，以及高考录取分数和人数在不同省市的标准不同，它们由来已久，形成了深厚的利益集团，对它们的改革牵一发动全身，积重难返，难以乐观，北京有可能最后留下一个烂摊子。

邓聿文为政治评论员，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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