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體一周 (2005年2月17日)

針對遼寧阜新發生的中共建國後最大的礦難，香港《明報》昨天發表社評，題目是《礦難頻生引咎辭職煞歪風》。社評說：「新春佳節之際，傳來內地再次發生煤礦事故的消息，而且是歷來最嚴重的煤礦礦難，至少203名礦工命喪井下，聞此慘劇，震驚悲傷之餘，我們不得不再次質問內地有關當局，究竟還要多少條無辜礦工的生命，才能夠徹底改變目前內地煤礦企業罔顧安全生產、盲目追求利潤、礦工生命嚴重缺乏保障、嚴重礦難頻生的慘況？」

社評寫道：「去年陝西銅川礦難發生時，我們曾經在社評呼籲，為改變內地礦難頻生的狀況，內地煤炭生產大省和監督部門，應當建立問責制，再發生嚴重礦難，省長和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主要官員就應引咎辭職。如今發生了歷來最嚴重的煤礦礦難，我們再次呼籲，強調「以人為本」、依法施政的胡錦濤、溫家寶，應當樹立問責的榜樣；作為總理，為了不再陪伴更多的礦工遺孤落淚，溫家寶應當為自己提出的措施未能落實，而向全體礦工和礦工家屬道歉，遼寧省長和有關官員應當引咎辭職。」

同一天，《蘋果日報》發表署名「張華」的文章，題目是《中共見了棺材也不流淚》。文章寫道：「一次又一次的礦難已說明，這絕非管理不善、監督不力、培訓不足、投入不夠的問題，而是與體制息息相關。只有現存制度已出現嚴重問題，才會出現這種全國性的、不斷重複的礦難事故。事實上，中國已為這種「半吊子改革」製造出來的制度，付出了沉重代價。要減少礦難，要挽救無數礦工的生命，只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開放報禁和允許成立自由工會。舍此絕無他途！……誠然，這些改革將產生很多中共當局不願見的「副作用」，政府施政或會受到嚴厲的批評，又或官員再不能任意妄為以權謀私，又或施政「效率」大不如前。但是苦口良藥，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價，問題只是，中共當局如何看待礦工生命！」

張華的文章最後寫道：「中共高層的認知落後於形勢，令中國的環境付出無可挽回的沉重代價；在制度改革上，中共也不會例外，除非礦難死亡人數多到令他們無法承受，否則，中共是不會主動改革制度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礦難已是最有力的警告，為甚麼中共還不醒悟呢！？」

釣魚島燈塔

新年期間的另一件重大新聞就是日本單方面宣佈由日本政府接管釣魚島上的燈塔。對此，《明報》在日本宣佈這一決定的第二天就發表社評，題目是《日佔釣魚島升級中國須強力反擊 》。社評說：「這一系列新近的挑釁行動，讓人不得不思考，日本的目的不僅是要進一步造成「實際控制」釣魚島的現狀，而且正以挑戰中國的和平崛起，作為日本成為所謂「正常國家」的突破口。」

《明報》的社評接著寫道：「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並不反對，甚至還希望日本能夠早日達成這一目標；但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未能成為正常國家，原因恰在日本始終未能正確對待歷史問題，未能對戰爭罪責徹底反省。如今日本的選擇和行動，更是錯上加錯，如果不知懸崖勒馬，日本不僅永遠不能成為正常國家。」

「北京共識」

香港《信報》前天發表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的文章，認為國際社會和中國國內都不可誇大所謂的「北京共識」。鄭永年的文章說：「美國高盛公司中國顧問雷默（Joshua Cooper Ramo）於去年五月在英國思想庫倫敦外交政策中心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共識》的論文。在這篇長文中，雷默對中國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經驗作了一些總結，認為中國的經驗在於漸進式的創新和實驗。文章發表後，立即引起了中國的廣泛興趣。中國的一些媒體不僅對此作了廣泛的報導，而且隨意發揮，認為『北京共識』已經取代了很久以來在西方政界流傳的「華盛頓共識」。更有人把『北京共識』描繪成中國崛起的『軟力量』。…… 不過，理性地說，中國方面切不可誇大『北京共識』，甚至也不能接過來使用這個概念。如同『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也帶有很強烈的政治意味。」

文章寫道：「必須區分『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這兩個概念之間的區別。……『中國模式』只著重於總結中國本身的經驗，意在解釋中國是如何取得改革開放的成功的。但『北京共識』則不同了，它更進一步，不僅是對中國經驗的總結，而且還帶有濃重的向其他國家推銷中國經驗的味道。…… 在政治上，很少有人會否認民主政治在美國、英國、法國或者日本是成功的。但一旦把自身成功的經驗上升為所謂的『共識』，要別的國家學，或者不惜使用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向其他國家推銷這種『共識』時，就具有了帝國主義的味道了。」

鄭永年接著分析道：「實際上，中國發展的最主要的經驗就是實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謂的『共識』，也不根據各種所謂的『共識』來指導自身的改革。所以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北京共識』。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中國領導層現在所強調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國發展經驗的多元性。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並非把現有的經驗上升為『北京共識』，而是如何發展和完善「中國模式」，使得這個模式是可持續的。中國已經確立了市場制度，也全面加入了國際體系。但是因為有政治改革的缺失，如何消化市場經濟和加入世界體系所帶來的眾多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各方面的問題，仍然是個未知數。 如果這些問題解決不了，中國模式就會有問題，更不用說是『北京共識』了。」（邱震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