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一周 (2005年2月17日)

针对辽宁阜新发生的中共建国后最大的矿难，香港《明报》昨天发表社评，题目是《矿难频生引咎辞职煞歪风》。社评说：“新春佳节之际，传来内地再次发生煤矿事故的消息，而且是历来最严重的煤矿矿难，至少203名矿工命丧井下，闻此惨剧，震惊悲伤之余，我们不得不再次质问内地有关当局，究竟还要多少条无辜矿工的生命，才能够彻底改变目前内地煤矿企业罔顾安全生产、盲目追求利润、矿工生命严重缺乏保障、严重矿难频生的惨况？”

社评写道：“去年陕西铜川矿难发生时，我们曾经在社评呼吁，为改变内地矿难频生的状况，内地煤炭生产大省和监督部门，应当建立问责制，再发生严重矿难，省长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主要官员就应引咎辞职。如今发生了历来最严重的煤矿矿难，我们再次呼吁，强调“以人为本”、依法施政的胡锦涛、温家宝，应当树立问责的榜样；作为总理，为了不再陪伴更多的矿工遗孤落泪，温家宝应当为自己提出的措施未能落实，而向全体矿工和矿工家属道歉，辽宁省长和有关官员应当引咎辞职。”

同一天，《苹果日报》发表署名“张华”的文章，题目是《中共见了棺材也不流泪》。文章写道：“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已说明，这绝非管理不善、监督不力、培训不足、投入不够的问题，而是与体制息息相关。只有现存制度已出现严重问题，才会出现这种全国性的、不断重复的矿难事故。事实上，中国已为这种“半吊子改革”制造出来的制度，付出了沉重代价。要减少矿难，要挽救无数矿工的生命，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和允许成立自由工会。舍此绝无他途！……诚然，这些改革将产生很多中共当局不愿见的“副作用”，政府施政或会受到严厉的批评，又或官员再不能任意妄为以权谋私，又或施政“效率”大不如前。但是苦口良药，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的要付出代价，问题只是，中共当局如何看待矿工生命！”

张华的文章最后写道：“中共高层的认知落后于形势，令中国的环境付出无可挽回的沉重代价；在制度改革上，中共也不会例外，除非矿难死亡人数多到令他们无法承受，否则，中共是不会主动改革制度的！但是，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已是最有力的警告，为甚么中共还不醒悟呢！？”

钓鱼岛灯塔

新年期间的另一件重大新闻就是日本单方面宣布由日本政府接管钓鱼岛上的灯塔。对此，《明报》在日本宣布这一决定的第二天就发表社评，题目是《日占钓鱼岛升级中国须强力反击 》。社评说：“这一系列新近的挑衅行动，让人不得不思考，日本的目的不仅是要进一步造成“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而且正以挑战中国的和平崛起，作为日本成为所谓“正常国家”的突破口。”

《明报》的社评接着写道：“日本要成为正常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并不反对，甚至还希望日本能够早日达成这一目标；但是，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未能成为正常国家，原因恰在日本始终未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未能对战争罪责彻底反省。如今日本的选择和行动，更是错上加错，如果不知悬崖勒马，日本不仅永远不能成为正常国家。”

“北京共识”

香港《信报》前天发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文章，认为国际社会和中国国内都不可夸大所谓的“北京共识”。郑永年的文章说：“美国高盛公司中国顾问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去年五月在英国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在这篇长文中，雷默对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发展经验作了一些总结，认为中国的经验在于渐进式的创新和实验。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中国的广泛兴趣。中国的一些媒体不仅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而且随意发挥，认为‘北京共识’已经取代了很久以来在西方政界流传的“华盛顿共识”。更有人把‘北京共识’描绘成中国崛起的‘软力量’。…… 不过，理性地说，中国方面切不可夸大‘北京共识’，甚至也不能接过来使用这个概念。如同‘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也带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味。”

文章写道：“必须区分‘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中国模式’只着重于总结中国本身的经验，意在解释中国是如何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功的。但‘北京共识’则不同了，它更进一步，不仅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带有浓重的向其他国家推销中国经验的味道。…… 在政治上，很少有人会否认民主政治在美国、英国、法国或者日本是成功的。但一旦把自身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所谓的‘共识’，要别的国家学，或者不惜使用政治和经济的压力向其他国家推销这种‘共识’时，就具有了帝国主义的味道了。”

郑永年接着分析道：“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经验就是实事求是，不接受任何所谓的‘共识’，也不根据各种所谓的‘共识’来指导自身的改革。所以也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领导层现在所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追求各国发展经验的多元性。中国现在所面临的并非把现有的经验上升为‘北京共识’，而是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模式”，使得这个模式是可持续的。中国已经确立了市场制度，也全面加入了国际体系。但是因为有政治改革的缺失，如何消化市场经济和加入世界体系所带来的众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问题，仍然是个未知数。 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中国模式就会有问题，更不用说是‘北京共识’了。”（邱震海）